灿烂的朱提青铜文化
2020-12-26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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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对东汉末迄魏晋存在于朱提(今滇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现象作了概要的描述,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作了初步探讨,对其特点、类型及其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朱提青铜文化

青铜主要为铜锡合金,在人类发展阶段中,历史学家把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称为青铜时代,其所代表的文化现象,我们称之为青铜文化。中国青铜文化形成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经夏、商、西周和春秋,约达十五世纪之长。春秋进入铁器时代后,青铜铸造业亦有新的发展,但已是强弩之末。[1]此后青铜器主要是由主要是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向日常生活用具发展。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当中原的青铜文化衰退后,这一古老的工艺,却在远在边陲的东汉时的朱提(今昭通)闪射出它灿烂而奇异的光辉。

一 传世及出土的朱提青铜器

朱提青铜器,绝大多数为传世品。其中主要是朱提、堂狼所造的铜洗。其为史籍记录者有:

建立出八年(83年)洗:1935年出土于昭通皮匠地,高4寸9分,深4寸6分,直径1尺,腹围2尺9寸2分,重151两,洗内底为双鱼花纹,双鱼中为“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八个篆书阳文,其中“朱提”二字为合文,作“”状。

铜鍪:细颈鼓腹,高9寸,深8寸8分,口径1尺零5分,腹围3尺7寸,重240两,腹上有两耳,底内花纹为双鱼夹一虫,与建初八年洗同处发现。

章和元年(87年)洗:此洗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三所载,“章和元年堂狼造”七字为篆书阳文。

章和二年洗:内有“章和二年堂狼造”七字篆书阳文。为《古泉山馆补汉金石文编》载。

永元五年(93年)洗:民国初年发现于昭通城北鸦姑海至大围墻间的梁堆中,高2寸,深1寸6分,口径1尺1寸,腹围2尺8寸6分,重88两。底款为“永元五年堂狼”六字篆书阳文。

永元八年(96洗):1937年出土于昭通洒渔河李家湾,高4寸4分,深4寸2分,口径9寸7分,腹围2尺7寸,重76两,底款为“永元八年造”五字篆书阳文。同出土者尚有大小两器,小器完好,重15两,大器仅余腹上一半,重33两。

永建元年(126)洗:载《积鼓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九,“永建元年朱提造”七字篆书阳文。

永建五年洗:清光绪二十四年谢崇基得于昭通市上,高5寸2分,深5寸,口径1尺零2分,腹围2尺8寸,重60两。款为“永建五年造作大吉”八字篆书阳文。

阳嘉二年(133年)铜甑:高6寸8分,深6寸2分,口径9寸,腹围2尺4寸8分,重88两。底穿如筛,孔径寸。中置一盘,适与底和,1931年发现于昭通。与之同时发现的尚有一双鱼洗,底款为“阳嘉二年邛都造”七字篆书阳文,高5寸2分,深5寸,口径1尺零5分,腹围3尺,重103两。

汉安元年(142年)洗:光绪二十五年,谢崇基发现于昭通市上,高5寸3分,深5寸1分,口径1尺1寸,腹围三尺,重121两,底款为“汉安元年朱提造”七字篆书阳文。

汉安二年洗:载《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九,底款为“汉安二年朱提堂狼造”九字篆书阳文。

其他无文字可考而形制同为洗之属者尚有:

鱼洗:1934年昭通出土,内作单鱼,无款,与永元五年洗同式较小,高1寸9分,深1寸7分,口径7寸8分,腹围2尺4寸4分,重48两。

鲁甸二洗:1938年出土于距鲁甸五里之大坪子徭坟山梁堆。其中一洗高3寸1分,口径9寸3分,腹围2尺9寸,重2斤2两,另一洗高2寸8分,口径8寸1分,腹围2尺5寸6分,重1斤10两。

铜鍪:与上二洗出土于同一地点,高6寸5分,口径8寸1分,重4斤8两,细颈鼓腹,与汉建初铜鍪形制相同。

古洗一:与建初双鱼洗同式较小,高4寸2分,深4寸,口径8寸5分,腹围2尺4寸5分,重68两。

古洗二:与永元八年洗同,较大。两耳螭首,气韵甚古。高5寸3分,深4寸9分,口径1尺1寸5分,腹围3尺1寸8分,重110两。1936年于昭通出土。

古洗三:两耳,形如孟,口径7寸,共两件。

古洗四:两耳,形如孟,口径5寸半。

其余见于海内金石书籍,且款识有朱提、堂狼造者尚有:建初八年堂狼造洗,元和三年堂狼造洗,堂狼作元和三年造洗,元和四年堂狼造洗,章和二年堂狼造洗,章和二年堂狼造作洗,永元二年堂狼造洗,永元六年堂狼洗,永元十三年堂狼洗,元兴元年朱提造作洗,延平元年朱提造工洗,永初元年堂狼造洗,永初元年堂狼朱提造洗,永初元年堂狼造作牢洗,永初元年堂狼造作洗,元初五年堂狼造作洗,延光三年堂狼造作洗,永建元年朱提造洗(三件),永建四年朱提造洗,永初五年朱提造作牢洗,永初六年朱提造作工洗,永建六年堂狼造洗,永建七年朱提造洗,永建九年堂狼造洗,阳嘉二年朱提造作上牢工洗,永和元年朱提造作洗,永和元年堂狼造洗,永和二年朱提造作洗,永和四年朱提造作洗,永和四年堂狼造洗,永和六年朱提堂狼工洗,永和六年堂狼造洗,汉安元年堂狼造作洗,汉安元年堂狼造作工洗,汉安二年朱提造工洗,汉安二年朱提堂狼造洗,汉安三年朱提造洗,建康二年堂狼造洗,永兴元年堂狼造洗,永兴元年朱提造洗,永兴二年堂狼造作工洗,永寿二年堂狼造洗,建宁二年堂狼造洗,建宁四年堂狼洗,堂狼造作吉羊洗[2]。

除洗外,昭通梁堆出土的汉晋间青铜器尚有:

长乐卣:1936年出土于昭通水塘坝,高9寸,深8寸,口径2寸5分,腹围2尺4寸5分,重131两5钱,两耳有提梁,底款铸“长乐”二字。

三连杯:昭通出土,三杯相连,其式甚奇。

铜镜:直径2寸6分,内作盘龙,沿周铭文为“日初午,月初盈,纤翳不生,肖兹万形。是曰撄宁,莹乎太清。玄卿。”共二十四字,篆书阳文,制作极精。又一面较小,作兽纹,无铭,仅一“孟”字。

铜凤:1938年发现于干沟,距孟孝琚碑出土处极近。

铜罐:1933年出土,高可4寸,口径如之,左右有耳,耳有孔。

铜鼓:高8寸5分,面径1尺5寸5分,腹围4尺5寸,重344两,4耳。此鼓花纹颇细,民国年间鲁甸出土。

其他还有铜釜、铜瓢、铜觚、铜炉、莽大泉五十泉,莽契刀,莽错刀,以及数量较多的五铢泉等。[3]

上述所列,为1949年前见诸记载或为私人收藏者。1949年后,汉晋朱提青铜器又陆续有所发现。其中较重大的有:

1950年发现蜀汉“牙门将”铜印一颗。[4]“阳嘉四年堂狼造作牢”铜洗一,底款左右有“吉羊”二字,重54两[5]。

在昭通桂家院子、后海子、二坪寨、刘家海子、白泥井、洒渔河、李家湾、曹家老包,鲁甸的大坪子,马厂、半边街、大婆树梁堆墓葬中出土的铜器有洗、盘、釜、甑、钟、提梁壶、斗、灯、案、耳杯、箸、车马饰、印章、铜镜、钱币等。其中桂家院子东汉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有五节组成,每节长18厘米,插以树枝,并缀有龙、五铢钱、神怪等饰片,全树插在兽形陶座上。此外还发现铜鸡尊、铜人、人形铜座等。其中,1954年出土于昭通二坪寨梁堆的“孟teng”之印,1973年出土于昭通的孟琴子母印,印凡三枚,大小不一,连坏套装,表现了精湛的铸造艺术和书法水平。[6]

1965年在昭通甘河村发现“建初元年堂狼造”,为朱提铜洗铭文中年代最早者。[7]在诸葛营发现“永元二年朱提堂狼洗”,“永建五年朱提”洗,1982年在昭通白泥井鸡窝院子土坑墓葬中出土东汉早期的铜提梁壶,铜天鸡羽人炉,铜车马饰、铜釜铜罐,“五铢”及“大泉五十”钱币。[9]1984年又在该处搜集到铜骑鹿俑[10]。

1978年昭通下街子东汉砖石墓葬出土铜釜及其牛头人物出行铜扣饰,牛角上铸有骑士骑马,一人在前击铓开道。[11]

1974年昭通城东象鼻岭崖墓出土铜釜、铜锥斗、铜弩机、“货泉”“大泉五十”及东汉“五铢”钱币[12]。

1989年昭通北郊得马寨余家坡崖墓出土西汉晚期日光镜、铜提梁壶、铜带钩、铜环,“大泉五十”、“五铢”、“货泉”。

在大关、威信、盐津、鲁甸均有铜洗发现,在昭通、威信发现铜鼓、彝良发现铜钫,昭通发现“见日之光,长毋相忘”铜镜及四乳四乌铜镜。

1978年张希鲁先生逝世后,在捐献的青铜器中还有:汉“富贵宜昌侯王”双鱼铜洗,汉“大吉羊宜侯王”铜洗,汉六乳六乌铜镜,汉铜朱雀舞人,汉鎏金铜车辔等物。

二 朱提青铜文化产生的时代

在朱提青铜器中,确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当数“建初元年朱提堂狼造”铜洗。建初为东汉章帝刘炟的年号,元年为公元76年。最晚的为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四,容庚《汉金文录》卷五著录的有双鹭花纹的“建宁四年堂狼造”洗。建宁为东汉灵帝刘宏年号,四年为公元171年。朱提青铜器的代表器物铜洗绝大部分产生于这近百年的时间内(76年-171年),中经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九朝。在54件有年代铭文可考的青铜器(其中铜洗53件,铜甑1件)中,顺帝时28件,位居第一,依次为章帝时8件,安帝时7件,和帝时6件,桓帝时2件,灵帝时2件,殇帝时1件,冲帝、质帝在位极短,为空白。故可认为这近百年时间为朱提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其上限最早不超过西汉末年,下限最晚不超过西晋初期。

古老而灿烂的中原文明是随着道路的开凿和郡县的设置而逐步向云南腹地渗透的,而朱提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即首当其冲。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即开始修凿由僰道(今宜宾)通往朱提的道路。前221年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建立,为了经营“西南夷”地区,秦王朝派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前206年,刘邦建立汉王朝,由于把着眼点放在新生政权的巩固上,因此“关蜀故徼”,封锁了这一交通孔道,但是巴蜀商民仍然“窃出商贾”。[16]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时国力鼎盛,于是在建元六年(前135年)置犍为郡,下辖十二县,其中朱提县为今昭通,南广县为今盐津、筠连、威信,堂琅县为今巧家、会泽、东川。朱提作为县名即从此始。元封二年(前109年)在朱提、堂狼设“犍为南部”。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分犍为南部为属国都尉,领朱提、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堂狼此时并入朱提。[17]

故从武帝置犍为郡朱提县、堂琅县开始,至东汉建初元年,已历时二百一十余年。在郡县设置后,封建中央王朝“募豪民,田南夷”,大量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同时也使汉文化传播开来。朱提由于紧邻巴蜀,得地利之便,因此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两汉魏晋时居云南之冠。汉族移民中的部分豪强,成为后来的“南中大姓”。朱提孟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从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三年的《孟孝琚碑》和出土文物“孟琴三连子母印”,即可见出汉文化程度之高。因此,在滇池地区“滇”人创造的青铜文化衰落之后,朱提汉族移民创造的青铜文化继而崛起,这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东汉和帝以十岁之龄继位,其母窦太后临朝掌权,为取得豪强的支持,宣布“罢铁盐之禁,纵民煮铸”这在相当长度上放松了政府对民间手工作坊铜器冶铸的控制,因此在顺帝时朱提所造铜洗的数量达到了顶峰。这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章帝之前,青铜器很少发现的原因。朱提青铜文化的高峰和《孟孝琚碑》都产生在东汉后期,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实际是汉武帝置犍为郡后,汉文化在这一地区长期传播熏陶所结出的奇葩,它意味着汉文化已在这一地区深深地、牢固地扎下根来。正因如此,西晋时朱提郡才会出现“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士人,为宁州冠冕”的局面。

三 朱提青铜文化产生的地理环境

朱提作为一个历史地名,在西汉时为犍为郡辖下的朱提县,东汉时为犍为郡南部分出的犍为属国辖下的朱提县,建安二十年(215年)刘备改犍为属国为朱提郡,领朱提、南广、南昌、汉阳、堂琅五县,范围相当于今昭通地区,东川及贵州省的威宁、水城这一片,晋仍之。故本文所谈的朱提青铜文化即指两汉魏晋时产生于这一地域的以铜洗等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现象。其地理环境有以下特点:

(一)多元文化交汇激荡之区:朱提这片地域,地处川滇黔交界,秦汉时它北通巴蜀,南接滇,东濒夜郎,西邻邛都。是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和滇文化的交汇激荡之区。多元文化在这里相生相发,使这一地区的文化带有以上诸文化的特征,昭通境内新石器文化遗址和汉晋“梁堆”出土的文物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也使得它能够吸收以上诸文化之长而促进自己的发展。朱提青铜文化正是这一基础上移植中原汉文化而结出的硕果,它“具有和内地相同的文化面貌”

(二)丰富的银、铜矿产资源:关于朱提的银、铜、古籍中多有记载。如《汉书·地理志》:“朱提,山出银”,《后汉书·郡国志》:“朱提,山出银、铜”(一般标点为“朱提山,出银铜”,我认为不妥。)可见在两汉时,朱提就是重要的银、铜产地。王莽发行“银货二品”新货币,其一就是朱提银。《汉书·食货志》“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值千”,可见朱提银质量之好。1935年与“建初八年朱提造洗”同时发现的朱提银块,经化验分析,含银达42%,其余为锡等杂质,王献唐先生认为是海内“绝无仅有”的传世汉银铤。正因为朱提银名重海内,故“朱提”也就成了银的代称。《华阳国志·南中志》:“堂狼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南齐书·刘悛传》:“永明八年,悛启世祖: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南百步许,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许,并居处犹存”。汪宁生先生在《云南考古》一书中认为“蒙城”即今昭通,此说还可商榷。但不管怎样,蒙城在今昭通地区境内是可以肯定的。烧炉的规模可以看出汉晋朱提冶铜的一斑,而掘地二尺即可得铜,亦可见铜矿石蕴藏之丰富。清代改土归流后,今昭通各县均开办有铜厂,著名的如鲁甸县乐马铜厂,年产铜四十万斤,其余如永善县梅子沱铜厂、象鼻岭铜厂、小岩坊铜厂、新滩溪铜厂、镇雄县长发坡铜厂、巧家县大水沟铜厂、大凤岭铜矿、紫牛坡铜厂、万金硐铜、颜家口子铜厂,大关县人老山铜厂、箭竹塘铜厂、吉利铺铜厂、艾田坝铜厂、铜槽溪铜厂,彝良县核拉木铜厂等[22]。此外,尚有东川的汤丹厂,碌碌厂。史载:“东川向产五金,乾嘉间,铜厂大旺,有树之家悉伐,以供炉炭,民间爨薪,几乎同桂。”[23]朱提区域内这种丰富的铜矿蕴藏,为朱提青铜文化的产生提供了物质资源上的保障。

(三)和中原联系的交通孔道:古代云南和中原的联系主要是借助著名的“蜀身毒道”,也就是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南方丝绸之路”。这条著名的古道的起点为蜀(今成都),分为东、西两道。西道由蜀经邛(今四川西昌地区)过金沙江,经弄栋(今姚安),向西达叶榆(今大理)。东道由蜀出发,经武阳(今四川彭山)、南安(今四川乐山)、僰道(今四川宜宾),达朱提,再往南经味县(今曲靖),过滇池地区达叶榆与西道会和,又沿不韦(今保山)而至今缅甸,进入南亚和中亚。据方国渝先生的考证,这条民间贸易道路,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即已存在。昭通大关东汉崖墓发现的琉璃饰品,就是这一古道经过朱提地区的实物证明。这是因为中国至北魏时方能制造琉璃,这之前琉璃均由印度输入永昌,再转往中国各地。《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永昌所出异物有琉璃”。这里所谓“出”即输出。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进一步拓宽这条古已存在的贸易通道,秦统一全国后,又派常頞续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尺道。它可以看作是官修的第一条由巴蜀通往滇池地区的“国道”。西汉巴蜀临邛(今四川邛崃)巨富卓王孙、程郑“即铁山鼓铸,运筹箕,贾滇蜀民”,[24]主要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昭通发现的“蜀郡千万”、“蜀郡成都”东汉铁口锄,大关崖墓出土的铁剑、环首铁刀就是明证。朱提作为这条交通孔道入滇后的第一个重镇,在汉晋滇池地区和巴蜀、中原的文化、经济交流中得风气之先。那是不难想象的。正是通过这条“脐带”,中原文明,巴蜀文明源源不绝地经朱提传入滇池地区,并进而影响到东南亚。[25]交通的开辟,必然带来经济的发展,朱提青铜器作为汉晋时大量生产的日常生活用品,选择原料丰富、交通便利的朱提作为生产的基地,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了。

(四)封建王朝经略云南的桥头堡:正因为朱提这种地理和交通上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故秦汉魏晋的封建王朝都把它作为经略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夷的桥头堡。五尺道的通道选择在这里,汉武帝在云南设置郡县也是首先从这里开始,元朔三年(前126年)在西南夷数反的情形下,武帝放弃了在西南夷设置郡县的工作,却仍然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26]元封二年(前109年)设“犍为南部”。西汉末年四川梓潼人文齐曾任犍为南部都尉,他率领朱提的夷汉人民“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东汉建武十八年,滇池地区的“昆明诸种”在栋蚕的率领下起而造反,东汉益州的大部分地区丧失,益州太守繁胜就是退守朱提,最后以此为据点进行反攻的。东汉永初元年(107年),分犍为南部为属国都尉,领朱提、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两城,有7938户,37187人,这些人户的主体实际上就是汉族移民。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据有四川后,也是派安远将军邓方为朱提太守庲降都督驻南昌(今镇雄),并改犍为属国为朱提郡,以此总摄南中,招徕益州、越嶲、永昌等郡。章武元年(221年)邓方卒后,又以李恢为庲降都督,治平夷县(今贵州毕节)。二年后刘备逝世,南中诸郡叛,这个时候只有朱提郡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兵分三路,李恢即率中路军从平夷直取益州。封建中央王朝之所以选中朱提作为经营云南的桥头堡,取决于两点:一是朱提是最早设立郡县的地方,汉化较深,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较“西南夷”其地方先进,二是朱提是进入云南的孔道,紧邻巴蜀,置郡用兵无不先自此始,进可向云南内地拓展,退可依恃巴蜀而固守。朱提青铜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发生、发展、繁荣起来。两晋后,中原纷乱,政权频频易主,对南中的控制削弱,形成“晋弱夷强”的局面,滇中爨氏兴起,朱提的青铜文化也就衰落下去了。

四 从汉洗看青铜文化的特点和类型

一般所说的“朱提、堂狼”汉洗,“实际上应包括各种各样的青铜容器”。[27]如建初双鱼夹虫洗,细颈鼓腹,腹上两耳,实际上应称为鍪,为战国时期秦人使用的一种炊食器,一直沿用到西汉早期。[28]永元五年洗,实为盘,永元八年洗、永建五年洗、建安元年洗实为盆等等,但人们都习惯把它们称为洗,洗的使用始于先秦,《仪礼》:“设洗直于东荥”,“设洗于阼阶东南”,郑玄注:“洗,所以承盥者弃水器也”。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古者祭祀燕飨皆有沃盥之礼,昭其洁,盘与匜相需为用,以匜泻水于手而盛之以盘,盘在汉为洗”。通俗的说,匜为舀水瓢,洗为脸盆,均为日常生活用具。在汉晋时的朱提青铜器中,兵器并不多见,说明这个时候,铁器已广泛使用于生产和军事领域,青铜则主要是用来制造日常生活用品,如炊具、盥器等。

汉洗均为圆形,广唇,深浅不一,腹有弦纹二至五道,有有耳者,有无耳者,器底部有的记年代产地,有的作吉祥语,如“长乐”。“富贵昌宜候王”“大吉羊宜候王”,有的产地加吉祥语,如“堂狼造作吉羊”,有的还加有“工”“牢”等炫耀的字样,有精密、精巧、精工、牢固之意。字旁多作双鱼纹,也有无字而为单鱼、虫鱼者。鱼多作侧面游动状,有脊鳍、腹鳍,口或张或闭,或有须或无须,用笔简练,线条流畅,栩栩如生,极富装饰之美。

以鱼为装饰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在仰韶半坡彩陶中,鱼纹即为最普遍的纹样,有单体鱼纹、复体鱼纹,人面与鱼形体花纹等十余种。[29]在青铜器中,鱼纹在商、周时尚不多见,西汉始,方开始风行,且多出现在盘中。[30]这固然是因为盘为盛水之器,鱼又与水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与汉晋时人们的观念有关。据闻一多先生的考证,鱼在中国语言中隐喻“匹偶”或“情侣”,著名的汉乐府民歌《江南》即为其证,其辞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以鱼喻男,以莲喻女,表现一种男欢女爱的情境。有的时候则将被动的一方比作鱼,主动的一方比作吃鱼的鸟类如白鹭等。闻先生并进而探源道:“为什么用鱼来象征配偶呢?这除了它的繁殖功能,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大家都知道,在原始的人类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第一件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这在我国古代的礼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不必赘述”种族的繁衍既如此被重视,而鱼是繁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而在青年男女间,若称其对方为鱼,那就等于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现在浙东风俗。新妇出轿门时,以铜钱撒地,谓之‘鲤鱼撒子’,便是这观念的最好说明。”[31]这种文化的积淀储存在朱提汉洗的鱼纹中,实际是体现了一种生命意识,显示了一种人的“存在”。联想到产生于同一地域的东汉《孟孝琚碑》碑文中所发出的“天地有憾,阴阳郁结,四时不和,害气横溢”、“景命不永,屋栋倾覆”的浩叹,你会联想到从章帝到灵帝这段东汉王朝的衰乱之世,人命的微贱反过来促使人们对生命是如何的执着,对“种”的繁衍是如何的重视了。鱼水之欢的向往,“长乐”境界的追求,“大吉羊”的企盼,“富贵昌”的憧憬,难道不是对社会黑暗、腐败、混乱的诅咒,对人间光明、和平、幸福的呼唤吗?

在书法艺术上,朱提青铜器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如1954年出土的“孟之印”,1973年出土的“孟琴子母印”一套三枚,均为南中大姓孟氏信物。其中“孟之印”为白文,字体以小篆为基本结构方式,增饰以鸟、虫之态,为当时私印中常用的鸟虫书体,在方正中寓婀娜,在静穆中见飞动,盘叠而不繁缛,委曲而不纠葛,给人以流丽妍美之感。笔划少的“之”字和笔划多的“”字,经过作者巧妙的变形,使得疏不凋瘦,密不臃肿,整方印气宇融合,精神洒落。分间布白,疏密停匀,达到了巧夺天工的地步。“孟琴之印”亦为白文,字体虽为缪篆,却巧妙地运用了疏密的对比,“之”字大量留朱,与其余三字形成强烈反差,体现了疏能跑马,密可藏针的意趣,空灵跌宕,令人叹为观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方朱提汉印和同时期的其他汉印摆在一起,也是一点不逊色的。

从现有汉洗的铭文看,基本上是以小篆为基础进行变化,但已不是纯正的小篆了。它更多的是服从于装饰的需要而进行“随体诘屈”的创作。一般来说体势方整,笔划劲健,颇似缪篆,和洗圆形的边框形成有趣的对比,铭文两侧又饰以直纹,起到了以方破圆,以直破曲,方圆互济的装饰效果,可谓匠心独运,巧妙入神。如“建初八年造作”,“建”、“初”、“”三字结体方整,笔划简质,而“八”、“造”、“年”三字方圆并施。“建”、“造”均夸大偏旁,在结体上出人意外,朱、提二字合文为“”亦极富意味。七个字在章法上形成“大小小大大大小,密密疏疏密疏密”的节奏,富于音乐感。再配以两旁活泼的双鱼,仿佛是一首凝固在空间的永恒的乐章。同时出土的“双鱼夹虫鍪”,两鱼之间置一昆虫,其形颇类昭通民俗呼之“水母鸡”。鱼、虫的头部均指向同一方向,虫的尾部留有大面积的空间,使人联想到开阔的水面。双鱼的雍容自如和小虫的稚拙紧张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不知它们是在嬉戏呢还是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生存竞争,使人联想无穷。从建初八年这两器,我们不难窥见汉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心态以及他们的诙谐、幽默和智慧。又如“章和元年堂狼造洗”,七个字在大小、宽窄、疏密、断续、方圆、增减上都相当随意,也可以说是相当经意。随意是说它不受羁勒,在有限的空间如神龙行空,伸缩自如,打破了一般篆书状如算子的排列,如“章”字伸大中部,“年”字加长高度,“堂”字宽占位置且增加笔划,“元”字正上斜下,“造”字省减笔划,“狼”字挪移位置,无不各尽其态;经意说这一切都自如天成,毫不做作,浑然一体而又恰到好处。它打破了一般汉字常见的比例关系,充分运用变形、夸张、避让、承接、参差、离合、缩放、穿插、欹正等手法,不合不犯,不即不离,大胆而巧妙地分割空间,在有限的天地中创无穷之意味。这种经意到看似随意的艺术境界,真是非大手笔不能。朱提汉洗的铭文往往置于全洗最显眼的中心部位,这说明制造者不仅仅只是把铭文作为记事来考虑,他还把它作为整个物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不可或缺的装饰来对待。它既有实用的价值(注明制造的时间、地点、工艺),又有审美的价值(置于中心的装饰)。它反映了人们对文字本身的一种欣赏和钟爱。这种文字已经不再是机械地摹写某体、某派、某家、而是加入了自己的思考、智慧和创造。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其价值在于它写了“什么”,而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其价值就在于它本身那“净化的线条”和“有意味的形式”。所谓“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工,其直如弦,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32]它是汉洗的创造者对自己的精神空间开拓后留下的轨迹,是他们生命力和创造力存在的证明。

从上面分析不难看出,朱提青铜器多为实用性的日常生活用品,它缺乏先秦中原青铜器那种繁复的纹饰,也不像云南江川、晋宁青铜器那样极工巧之能事,它是大众的、日常的、成批生产的,因而其风格和特点极“朴”。“朴”得就像这里的山川一样粗犷,这里的民风一样质朴。从它所显示的文化特征来看,它应当划入汉文化的类型。


结语


朱提青铜文化是云南地方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客观点说,它是以滇池附近区域为中心的滇文化衰落之后,崛起于滇东北高原的又以历史文化高峰。近年来,有的研究学者把云南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以滇池为中心的滇文化,以爨地为中心的爨文化,以洱海为中心的南诏大理文化。[33]而忽视朱提青铜文化的存在,这是有失公允的。朱提青铜文化作为云南历史发展的重要一环,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对它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正确阐述云南历史文化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限于资料,本文只能对此作一粗略描述,大量问题有待方家补正和今后进一步探讨。


注释:

[1]《中国青铜器》马承源主编,第3页。

[2][3]《新篡云南通志》卷八十二,金石考二,前期二,汉。张希鲁先生《西楼文选》第168页《滇东古物目略》(1938年)

[4]《西楼文选》第190页

[5]《西楼文选》第192页

[6][7]汪宁生《云南考古》第90-101页

[8]《西楼文选》第202页

[9]《考古》1986年第11期:《云南昭通鸡窝院子汉墓》

[10]《考古》1986年第3期:谢崇崐《云南昭通出土汉代“人鹿铜座”》

[11]《文物》1981年第6期:葛季芳、陈本明《云南昭通东汉墓出土牛头人物出行铜扣饰》

[12]《考古》1981年第3期:《云南昭通象鼻岭崖墓发掘简报》

[13]昭通市文化局、昭通市博物馆:《昭通市得马寨余家坡崖墓清理简介》

[14]昭通地区文管所游有山介绍

[15]《西楼文选》:《张希鲁先生捐献金石文物及其子女捐献书籍、字画、碑帖大略》

[16]《史记·西南夷列传》

[17]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犍为南部条。

[18]《华阳国志·南中志》

[19][20]汪宁生《云南考古》第二章、第四章。

[21]《西楼文选》:《汉跋朱提银锡白金》。

[22]《昭通文史资料》第五辑:陈序德《朱提银铜考》。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43

[23]《东川府续志》卷3

[24]《汉书·货殖列传》

[25]童思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谓:“东南亚古文化中明显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某些因素(不是全部),其发源地或表现得很集中的地区,并不是云南,而是四川。换句话说,在古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某些文化交流中,云南并不是传播的起点,而是传播的通道,起点应在四川。”

[26]《史记·西南夷列传》

[27]汪宁生《云南考古》第101页

[28]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第168页

[29]《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30]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第330页。

[31]《闻一多全集》一:《说鱼》

[32]《历代书法论文选》:卫恒《四体书势》

[33]《爨文化选》:范建华《爨文化刍议》

                                                1994年 

        

文章转载于《陈孝宁文集》并稍作修改。(罗惠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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