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国时期存世的碑刻与书法琐谈
2020-12-26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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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碑刻书法因资料匮乏、记录零散而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从碑刻存世情况、书法传承方式及风格类型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碑刻书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南诏  大理国  碑刻  书法

    从公元649年—1253年,在西南边陲,以滇西大理为中心,曾建立过南诏、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大理国等由西南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在500多年历史进程中,逐步孕育和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南诏大理文化,为中国西南边疆的统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现存的南诏大理国碑刻概况

由于南诏、大理政权基本上与中原王朝保持亲和的局面,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因此,其保存下来书法遗迹虽区域性特征突出,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也同样明显。孙太初先生曾总体评价南诏、大理的碑刻书法说:“(南诏、大理国的)书法水平也相当可观。多数碑刻都是当时流行的写经体,结构严谨,用笔挺拔犀利,深受欧、柳楷法的影响。个别碑刻则能于写经体之外别树一帜,如《大理国三十七部会盟会盟碑》,体兼行楷,运笔流畅,大似李北海;《大理国护国明公德运碑》,端庄厚重,出入于徐季海、颜平原。”[ 孙太初《南诏大理的碑刻》,载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诏大理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1、政治记事性碑刻

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政治记事性碑刻并不多,却因珍贵的史料价值和高超的书法水平受到学者们的格外青睐。从留存的情况看,主要有《南诏德化碑》、《袁滋奉旨册封南诏开石门路题记摩崖》、《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等。而弥渡铁柱庙“建极铁柱铭文”也属于此类。

《南诏德化碑》(图1)是南诏国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性碑刻,现存大理市太和村太和城遗址,约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立,碑形巨大,被誉为“云南第一大碑”,高3.97米,宽2.46米,厚0.58米。碑阳3800余字,行书,40行,每行约90字;碑阴41行,楷书,每行字数不等,现存800余字。碑文为南诏清平官王蛮盛[ 一说为郑回,王蛮盛说从周祜《大理古碑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37页。]所撰,相传为唐流寓南诏御史杜光庭[ 谢肇淛《滇略》卷六:“杜光庭,灌县人。避地南诏,以文章教蒙氏之民。太和城蒙国碑,其所书也。”]书写。碑文主要颂扬了阁逻凤的文治武功,并叙述了南诏、唐朝和吐蕃间的关系,以及历次战争的缘由和经过,表明了叛唐的不得已和希望与唐和好的愿望。该碑对研究云南民族史、西藏地方史都是宝贵的实物资料。从南诏德化碑的书法风格来看,深受唐代大书法家李邕(678~747)的书风影响。

《袁滋奉旨册封南诏开石门路题记摩崖》,该题记在昭通盐津县城南六十里豆沙关山路侧崖壁上,刻字面积高51厘米,27厘米,文八行,右行,共126字,损泐三字,楷书,末行有袁滋题三字为篆文。贞元十年(794年)刻。册封南诏王异牟寻是天宝战争后唐朝与南诏恢复友好关系的重大事件,袁滋等人在入滇的重要通道上刻石,可能是基于云南道路艰险和双方政治关系尚不明朗等因素的考虑,如果此行未果,也可作为自己一行入滇的证据。此书正文用笔粗壮、结体方正、字势开张,有颜书风貌。“袁滋题”三字为典型的唐篆风格,因摩崖写刻的不易而略显草率。

《南诏仓贮碑》(图2),2001年出土于大理太和(南诏太和城遗址)白雀寺外,现存大理州文管所,碑高57厘米,中段最宽处为40厘米,两头宽17-20厘米不等,刻70字,楷书,内容叙述太和城内粮库封仓库存多少及经办、监督人员的职官情况。从书法风格看,该碑楷书中略带行书笔法,率意简朴,字距紧密,行距略松,基本反映了当时民间书写汉字的状态。

《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图3),为大理国初期碑刻,又称石城碑,现存曲靖一中。碑高1.25米,宽0.58米,正文11行,行13字,正文下有题名7行,正文上有道光29年喻怀信题跋一段,详叙了碑出土和移动的经过。大理国的建立与段思平曾得到滇东三十七部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 段玉明《大理国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20页。],碑文详细叙述了大理国第五代国王段素顺于明政三年(971)联合三十七部势力征讨滇东一些部落后,于石城(今曲靖市)会盟立誓,并颁赐职赏的情况。清人黄诚沅《蜗寄庐随笔》曾评价此碑书法风格说:“字径寸余,大类李北海书,惟其中半杂夷语,多不可解。”

《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发现于楚雄城西20公里紫溪山猢狲箐,刻字处高2米,宽1.65米,文25行,行46字。楷书,文自左向右行,年月、书者姓名泐。此刻为歌颂大理国相高量成而做。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大理国王段正明避位为僧,相国高升泰篡位称“大中国”。一年之后还位于段氏,高量成是夺取大理国段氏王位建立“大理国”的高升泰曾孙,以“护法公”接相位,平三十七部叛乱有功。在位数年之后让位于其侄高寿贞,自号中国公。高量成于永贞元年(公元1148年)退居楚雄,此碑即载其生平事略。此碑书者据孙太初先生《云南石刻丛考》考证:“撰文者乃中原士人,故其词藻斐然可观。书法厚重似颜平原,较它碑作经生体者更胜一筹。”[ 孙太初《云南古代石刻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82页。]

2、佛教碑刻

佛教对大理的影响尤为深远,故大理曾被誉为“妙香古国”。陈鼎《滇游记》即记载:“鸡足山,……佛大弟子摩诃迦叶乘释迦衣钵入定于此,侯慈氏佛下生乃涅槃。逢岁朔,四方缁衣进香,自汉迄今不绝。”[ 陈鼎:《滇游记》鸡足山条,《丛书集成初编》第九十四册,台北:新文丰出版,1996年,75页。]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信仰达到了高潮,《滇史》载:“白人俗事佛而尚释,……故大理佛教最盛,而苍洱之间仙释遗迹甚多。”[ (明)诸葛元声撰,刘亚朝校点:《滇史》,潞西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227页。]元郭松年在大理国亡后三十年曾到大理亲眼目睹了当时佛教信仰的情况:“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 (元)诸葛元声撰,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27页。]由于佛教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影响力巨大,有关于佛教活动或佛教僧侣的碑刻保留得也比较多。

其中,佛教僧侣的塔铭、墓志、碑记等现存《故神功梵德大阿左梨释道宗墓碑》、《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铭》、《大光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大理国释氏戒净绘高兴兰若篆烛碑》、《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兴宝寺德化铭碑赞》、《褒州阳派郡嵇肃灵峰明帝记》等,书手多为僧侣,受中原写经体影响较为明显。

除碑记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造像题记,主要有《南诏元改(玫)造像记》[ 孙太初在《云南古代石刻丛考》中释为“改”,杨世钰《大理丛书 金石篇》释为“玫”,无从确证而并列。](图4)、《张傍龙造像记》、《大理国祥妇人等造像记》、《禄劝密达拉摩崖造像题记》[ 张楠《南诏大理国的石刻艺术》,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 考古文物篇》卷六,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914页。](图5)、《晋宁摩崖石刻造像题记》[ 同11。]、《安宁法华寺石窟造像题记》[ 同11。]等,刊刻时间从南诏一直延续到大理国时期。这些题记,以剑川石宝山造像群所出最多。据田怀清先生《剑川石钟山南诏、大理石窟考察》[ 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 考古文物篇》卷六,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776-2793页。]记载:1号洞窟存盛德四年[ 盛德为大理国段智兴年号。](1179)墨书题记一例;3号洞窟有“八大明王”名称八例[ 八大明王即“大圣东方六足尊明王”、“大圣东南方降三世明王”、“大圣南方无能胜明王”、“大圣西南方大轮明王”、“大圣西方马头明王”、“大圣西北方大发明王”“大圣北方步掷明王”、“大圣东北方不动尊明王”。];狮子关区石窟造像有盛德四年题记一例,《元改(玫)造像记》一例;沙登箐区石窟造像记存《张傍龙造像记》、《大理国禅妇人等造像记》和“奉为施主药师祥妇观音得雕”、“大理圀造像药师祥妇人观音姑爱等敬雕”以及《南无琉璃光佛墨书题记》几例。这些造像记大多文词简朴,书风率意。从书法水平来看,以《元改(玫)造像记》最高,其字体势开张、结构停匀中微见险峻,气势峭拔中又不乏中和之象,似胎息褚遂良书风而出。除上述文字较多、较完整的题记外,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造像题记在四川西昌、凉山,楚雄、晋宁、安宁、禄劝等地也有零星分布。

3、墓葬碑刻  

徐嘉瑞先生对南诏葬俗曾有深入考证,认为:“南诏俗行火葬,此盖乌蛮之旧俗,亦即古代羌人之旧俗也。”[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184页。]樊绰《蛮书》:“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此外,南诏、大理国密教阿吒力教极为盛行,与原本风俗结合,形成了以火葬为主的丧葬制度,《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云南风俗》:也记载了这种火葬风俗“土人死则浴尸,束缚置一方棺中,或坐或侧卧。以布方幅,令有室僧阿吒力者,书咒八字其上,曰‘地水风火,常乐我净’,饰以五彩,覆之于棺,不问僧俗,皆送之野焚之,或五日或七日,收骨贮瓷瓶中,择日而葬之。”[ (明)陈文等篡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大理丛书 方志篇》卷一,昆明:民族出版社,2007年,11页。]阿吒力教的盛行和火葬制度的施行,使实行火葬而不立碑的风俗成为了南诏、大理国较为普遍的做法[  朱安女《文化视野下的备足古代碑刻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36页。]。这一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云南西爨、白蛮“依汉法为墓”[ (唐)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96页。]的土葬制度和立碑风俗,成为南诏、大理国时期汉文碑刻极为罕见的根本原因。当然,任何风俗都只是大多数人群采用的普遍做法而已,从出土文物看,这一风俗并未普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目前大理国时期存世的墓葬碑刻主要有《大理国高生福墓志铭》、《大理国故高姬墓志铭并序》、《京兆郡夫人墓志铭》、《大理国高氏墓碑残石》、《高公辅政碑》、《白王墓碑》、《忠節克明果行義帝墓誌並序》、《杨俊升墓碑》、《溪智墓铭碑》、《四川西昌三坡火葬墓碑》[ 黄承宗《四川西昌三坡火葬墓调查记》,载《考古》1983年第3期。]、《西昌大理国残碑》[ 黄承宗《西昌发现一块大理时期刻石》,载《文物》1987年第4期。](图7)等。这些碑刻多为大理国当时的释儒(阿吒力僧)所书,多为楷书,夹杂行书笔意,受写经体风格影响明显,书法水平一般。

除墓碑外,经幢和墓幢有《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和《大理国赵彦贲赵兴明为亡母造尊胜墓幢》等。《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原立于大理国善阐城地藏寺内,寺毁,幢存于昆明市古幢公园。幢高8.3米,八棱形,七层。上雕天龙八部、诸天佛、菩萨像共292尊。幢上刻《造幢记》、《佛说波若波罗蜜多心经》(图5)、《大日尊发愿》、《发四弘誓愿》及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造像记刻在经幢最下层,共三面,文62行,行4-13字,直行楷书。从书法风格看,该碑用笔较为粗重,略带行书笔意,书写水平一般。《大理国彦贲赵兴明为亡母造尊胜墓幢》,1959年发现于大理喜洲弘圭山。墓幢起源于佛教经幢,但立于坟上,除刻经外还记叙死者生卒,同时起到墓碑的作用。书者为梵咒师金襴僧(阿吒力僧)杨长生。据孙太初先生考证,“大理国时,释子(阿吒力僧)兼习举业,多擅文辞,……今所见昆明大理国议事布燮袁豆光造经幢,姚安兴宝寺碑,稽肃灵峰明帝记,楚雄高生福墓志等,皆出此辈之手。”[ 孙太初《大理国彦贲赵兴明为亡母造尊胜墓幢跋》,载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 考古文物篇》2835页。]

4、其它金石遗存

(1)纪年砖。据《云南文物》1989年第25期载,在西寺塔塔基修缮时发现了一块南诏天启年纪年砖。此砖系工匠在砖坯未干时用锐器随手刻上的,文左行,为“天启十年正月廿五日段羲造砖处题书”,横画、捺画较长,字形左欹现象突出,纵横开阔,颇类东汉刑徒砖。

(2)有字瓦、纪年瓦。这类金石资料相对较多,在巍山山龙  山于 图山、巍山双圈河、太和城遗址、羊苴咩城遗址、喜洲弘圭山、洱源火焰山砖塔、大理天井山、楚雄车坪村瓦窑遗址均有发现,跨度自南诏早期直至大理国末期,对南诏、大理国年号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内容多为纪年和记录工名,田怀清先生有专书研究,不再赘述。

(3)佛像及法器题记。主要有大理国大日如来鎏金铜佛造像题记1例[ 杭侃《大理国大日如来鎏金铜佛像》,载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 考古文物篇》2844页。],建极钟12例、建极铁柱1例,千寻塔出土刻文铜版3例、铜镜铭文1例、印章8例[ 邱宣充《南诏大理的塔藏文物》载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 考古文物篇》2893-2894页。]。此外,流失海外的部分观音造像中也有零星题记。

(4)买地券。有腾冲来凤山出土《朱书大理国广运2年买地券板瓦》1件[ 黄德荣《云南发现的大理国纪年文物》,载《考古》,2006年第3期。]。

(5)在安宁小石庄王仁求墓中也出土了一批吉语砖,文在砖的两端或侧面,内容为反书“福昌万代”和“乞愿迁奉以后大大吉利子子孙孙福昌万代”两种,楷书,笔画瘦劲,略近褚遂良。该墓同时出土了砖志残片,基本可断定为王仁求与其妻刘氏迁葬之墓。[ 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 考古文物篇》2824页。]王仁求墓葬建于南诏细奴逻兴起之后,笔者认为,其葬制虽与南诏不甚相同,但从书法风格、书写习惯上应该有一定影响关系,故一并附上。

二、南诏、大理国书法的主要传承方式

1、原生演变

自庄蹻入滇以来,历经秦开五尺道、汉武设郡,诸葛渡泸,中原人口一直均有向云南迁移的记录。这些中原人口逐渐在云南定居繁衍,不但逐渐在云南形成了带有少数民族特征的南中大姓,也较早地将儒学和汉文化传入了云南[ 方国瑜《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载《方国瑜文集》第一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354页。]。南诏国建立前,“松外蛮,尚数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凡数十姓,赵、李、杨、董为贵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长,有城郭文字,颇知阴阳历数。”[ 《新唐书 列传》一百四十七卷下。]从《太平寰宇记》:“昆瀰国,亦名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洱河为界,即葉榆也。……贞观十九年,……左武将军梁建方,降其部落七十二。……遣使往西河,降其首领十人,并数十百部落,……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擅一州,不相统摄,自云先本汉人,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余种也。”[ 《太平寰宇记》四夷檄 内 南蛮]可知,洱海地区的“赵、李、杨、董”等名家贵族均为汉姓,是早期入滇汉人的后裔,其通用文字也应是汉字。此外,从汉晋出土的《孟孝琚碑》、《爨龙骧刻石》、《爨宝子碑》、《爨龙颜碑》、朱提堂郎器铭文以及大理地区的汉晋墓砖和题记来看,汉晋以来云南各地通行的文字仍然是汉字,且使用汉字的能力并不比中原人弱,且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传承系统。这一传承系统虽然与中原书法发展的系统并不同步,但也时时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不断修正和变化着。

2、中原传入

南诏到大理国时期,唐宋文化对云南的影响尤为深远,已深入到各个生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种文化的渗透,体现在书法上,一是依靠中原人口迁徙传入,二是源于云南对中原文化的主动学习,三是依靠中原文字物品(如佛经)的传入。

外来人口的代表如南诏德化碑的作者王蛮盛、书者杜光庭以及被南诏掳掠至大理的清平官郑回。据南诏德化碑载:“蛮盛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业,钟铭代袭,百世定于当朝。生遇不天,再罹衰败,赖先君之遗德,沐求旧之鸿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从其自叙家世来看,王蛮盛是东晋显赫望族王姓“八王”[ “八王”指王祥、王衍、王绥、王澄、王敦、王导、王戎、王玄。]的后裔,综合德化碑文辞之美、用典之当[ 徐嘉瑞先生曾称赞南诏德化碑文辞为:“此碑文章,胎息左氏,其辞令之工巧,文体之高洁,俱臻上乘。三千余言,一气呵成,名章隽句,处处有之,在有唐大家中,亦不多觏。”见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233页。],此人应当在中原接受过很好的教育,绝非土生土长的本地文人。杜光庭,谢肇淛《滇略 卷六》称:“太和城蒙国碑,其(杜光庭)所书也,书有法度,为时崇尚。”《滇略 卷八》,又称:“杜光庭以文章教蒙氏之民,蒙学士爨泰葬之玉局峰麓,立庙祀之。”杜光庭[ 此杜光庭,与唐代青城道士、诗人杜光庭为两个人。《新篡云南通志》混为一谈,误。],何时入滇不可考,但许多史料均称其为“流寓御史”,当为典型的外来人口。清蒋旭《蒙化府志》卷一《蒙氏始末附》载劝丰祐:“立文苑于玉局峰,明三纲五常之道,以唐人杜光庭主之,光庭教以文学,传其书法。蒙国碑铭,多其手笔。”[ 时杜光庭已去世,恐时间久远,蒋旭误将杜光庭事迹与劝丰祐设立文苑事相混。但两事均应为史实,故录。]郑回,相州人,本为唐西泸令,后被阁罗凤所掳,阁罗凤十分爱重郑回,令郑回教授其子孙[ 《旧唐书 南诏传》。],后郑回因担任太子师得授清平官(丞相)。这些人物从中原至滇,均因其才华得到了南诏统治阶级的重视,在对南诏子弟进行教育的同时,无疑也会涉及到书法教育,从而实现中原书法的传承。除上述三人外,《大理国护国明公德赞摩崖》的书者也属此类。

除人才输入外,南诏、大理也经常通过派遣皇家子弟到中原王朝学习、国内设立教育机构、派遣使团入朝、边贸互市等方式到中原获取更多的文化信息。

根据金程程《南诏与唐王朝使者往来资料整理》一文统计,在南诏政权存在的250多年中,南诏与唐王朝的使者往来较明确的共123次,其中南诏派往唐朝的各种使者84次,唐朝派往南诏的各种使者39次。[ 金程程《南诏与唐王朝使者往来的资料整理》,载林超明主编《西南古籍研究 2011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228页。]另据《新唐书 南诏传》记:“贞元十五年(799),异牟寻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唐朝《孙樵集》卷三引《书田将军旁事》记载说:“……择群蛮子弟聚于锦城,使习书、算,就业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这种大规模的留学行为,甚至成为地方财政的一大负担,以至于在杜悰任西川节度使时因上书“节减其数”获许而惹怒了诏王丰佑,唐王朝无奈又恢复了这一“留学”制度。据方国瑜先生推测,四十年来,南诏“留学”成都的人“当不少于千人。”[ 方国瑜《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载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一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我们还可从《新唐书 责南诏蛮书》中看出南诏初期曾有南诏子弟入唐代太学学习的情况:“诏王之祖,六诏最小夷也,天子录其勤,合六诏为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国,许子弟入太学,使习华风……”

在内部教育方面,据《僰古通记》载,唐武宗会昌元年(714年),南诏“建二文学,一在峨崀,一在玉局。为儒教典籍训教士庶,以明三纲五常。其主教者杨波远、杜光庭、杨蛮佑、郑回等。”[ 转引自尤中《僰古通记浅说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此外,据胡蔚本《南诏野史》中还记载了劝丰祐“立教官二人,张永让,益州人,赵永,本国人”[ 王崧本《南诏野史》。]的事件,从以上文献可见,早在南诏时统治者就已经设立了相对规范的贵族子弟教育制度和留学制度,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书、数和儒家经典。而陶宗仪《书史会要》和谢肇淛《滇略》还记载了一位南诏有名的书法家张志成到成都学习书法的经历:“宪宗元和中,游成都学书,得二王帖,宝惜之,日临数过。及归,从学者甚众。”《蛮书》也有相似记录:“保和(南诏劝丰祐年号)中,遣张志成学书于唐。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可知,遣子弟入中原学习书法也是南诏向唐朝派遣使节的一项内容。

大理国时期,大理国仍每年向中原王朝进献马匹,宋朝也屡赐大理国王“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 见《宋史 大理国传》。]的称号,并“诏偿其值”[ 《宋史 食货志》下。]。此外,大理的香料、刀、杖、甲、鞍等物品均畅销内地,而大理国对内地的佛经、书籍、药物、瓷器等物品也有相当的需求。而这些写刻本佛经、书籍的传入,佛教徒必然会大量传抄、研读这些珍贵的佛经,从而使写经体在大理国书法中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理国张胜温画传》中所有题书均为标准的写经体了。

3、父子传承

郭松年《大理行记》中说:“寺僧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国家者,设科取士,皆出此辈。”《南诏野史》也说:“段氏据云南共二十二主,三百十六年。段氏有国亦开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读儒书者。”而所谓释儒者,即阿吒力僧也。阿吒力僧也就是密教法师,可以娶妻生子,且其“宗教职务是世袭的,要传给他的儿子。”[ 石钟健《大理喜洲访碑记》,载赵寅松主编《白族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65页。

附图

  图1  《南诏德化碑》(局部)

  图2  《南诏仓贮碑》

    图3  《三十七部会盟碑》

     图4  《元改造像记》

  图5  《禄劝密达拉摩崖造像题记》

图6  《波若波罗密多心经》

    图7《西昌大理国残碑》]这种“簪缨继世、密教传家”(大理喜洲《处士赵公碑》)的家族传承方式,必然是以“父传于子”的模式来施行的,而这种传承除了宗教仪式的口传外,其基础就是识字,也就是书写的传承。代代相传的阿吒力僧,在父子不断传授、经书不断传抄的过程中,书法教育也像唐代经生那样会不断延续下去。

三、余论:南诏、大理国书风的三种风格类型和发展轨迹

如前所述,由于书法传承的渠道不同,南诏、大理国的碑刻书法呈现出了1、中原书风的影响;2、经生书体的碑化;3、自然质朴的民间书风,一共三个比较清晰的风格类型和发展轨迹。

从第一种风格形态看,南诏、大理国的文化主要是中原唐、宋文化向云南辐射的结果,一是依靠外来人口的迁徙将中原书风带入云南,《王仁求碑》、《南诏德化碑》、《护国明公德运碑》均属此类。这类碑刻文辞华美、书写精美,堪与中原比肩。二是云南本地子弟到中原出访、留学从中原获得书法发展的相关信息,代表人物如前述的传奇人物张志成,此类碑刻作品还有待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

第二种风格形态则是南诏、大理国受佛教尤其是阿吒力教直接影响的结果,这类书手基本上都是世袭的僧侣,他们不但擅长佛教经典,还接受了一定的儒家文化,在朝廷中也担任相关职务,由于他们知识丰富、文辞较好,身份地位尊崇,故往往成为宗教和民间碑刻的书写者,由于他们长期读经、抄经,其书风也受到了隋唐写经风格的影响而成为南诏、大理国书法风格的主流,而这种“经体书”刻在碑刻上的结果,就是碑化了的经体书。

第三种风格趋向则是民间工匠率意书写而形成的纪年砖瓦、造像题记。负责造像的工匠身份地位并不太高,也未经过严格的书写训练,但能掌握基本的汉字书写技巧,在佛教造像完成后,能基本书刻出造像题榜或供养人的姓名,故能呈现出率意烂漫的天趣之美,剑川石窟中的多例造像记即属于这种情形,其书写状况大体能与龙门造像记相近。而《南诏仓储碑》、纪年砖瓦、有字瓦反映的则是一般工匠比较拙劣的书写水平。

*本论文为2015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云南汉晋至大理国时期金石书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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