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南亚青铜时代艺术是东南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颇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青铜时代文物，不仅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也反映了与周边尤其是中国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密切联系。

关键词：东南亚 青铜时代 艺术

青铜时代是东南亚地区考古学文化颇具特色的时期，也是其民族形成的主要时期。在其发展过程中，既受到了周边文化的影响，又具有鲜明的本地特色。相较于世界上其他地区而言，东南亚青铜时代文化发现的虽晚，但在世界青铜时代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其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和艺术特色，反映了东南亚史前及早期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发展及其与周边地区，尤其是中国南方的关系。

一   发现

东南亚地区考古研究工作，是始自西方国家对东南亚的殖民。除泰国外，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从19世纪末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因此，东南亚早期考古研究工作，大多是由西方人进行的，其中以传教士、探险家为主。多为偶然发现零星的青铜器及遗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越南东山遗址及柬埔寨三隆森遗址。东南亚各国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相继独立，在60年代之后进入考古发掘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重大发现主要是本国与欧美国家的联合发掘。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泰国湄公河流域的农诺塔遗址、班清遗址、班纳底遗址、班普拉撒遗址、伦山遗址，湄南河流域的谷帕农迪墓地、翁巴洞墓葬、班考遗址、侬娜遗址、班东塔碧遗址等；越南北方红河流域的冯原文化、桐荳文化、椚丘文化、东山文化的其他遗存（比较重要的有鼎乡遗址）、中部地区的沙萤文化及南部地区的同奈文化等；缅甸亲敦江流域的良岗墓地、瑟蒙江的谬拉墓地等。海岛地区有菲律宾的塔奔洞穴遗址等。

东南亚地区目前发现和发掘的众多的青铜时代遗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铜器、玉石器及骨角贝器等遗物，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已充分展示出东南亚青铜时代的艺术风貌。

二  器物特征

（一）陶器

越南红河流域冯原文化的陶器，陶色以灰、黑为主，器型特征以束颈、圜底、圈足为主，纹饰以绳纹和篦齿纹为主，最具特征的是多达30种的“S”形纹；桐荳文化时期的陶器出现了席纹、粗绳纹和乐谱纹；而马栋丘——猪仔丘的陶器多装饰绳纹和刻划纹的组合纹饰，并点缀豆粒状的戳印纹；华禄文化的纹饰通常以绳纹和龟壳纹为主，印纹经常用蚌壳的背部或口沿以及龟壳压印而成，镂空主要装饰在圈足。

湄公河流域呵叻高原的班清遗址的陶器以彩陶器闻名于世，最常见的是白底绘红纹的白陶，器形中陶缸高颈、深腹、圜底、圈足，器形独特，大多数罐装饰红条或绘有几何图案；蒙河流域的陶器早期以装饰红色条纹、磨光陶器的班清风格为主，中期为已加入绳纹的黎逸风格和班普腊撒陶器为主，公元前后的晚期，有些遗址如农都，则以披迈黑陶为主，有的遗址则以红色图案的黄色陶器为主。 以洞里萨湖平原为中心的下游地区的器物风格大多与中游相近。三角洲的沙萤文化地区陶器以罐、圜底瓮为主，装饰刻、印的三角形纹、长方形回纹，偶有彩绘。而东南沿海地区的陶器与红河流域陶器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绳纹、梳纹、刻划纹都是流行的纹饰。

湄南河流域的陶器，农帕外与谷帕农迪以齿轮形印纹陶以及绳纹罐、有图案的罐、豆为主。

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陶器以小碟、各种球形罐和盘、带可悬挂手柄的罐为主，还有少量独特的蒸罐、“啤酒罐”。

（二）青铜器

红河流域冯原文化时期的青铜器仅在义立遗址中发现1件青铜矛；桐荳文化只有较为容易铸造的生产工具和兵器，如铜钺、矛、锥、箭镞、鱼钩等，铜锉是该文化的特色器物；铜镰仅发现于椚丘文化，镖和斜刃钺等典型器在东山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马江流域葵渚遗址的青铜器主要是矛、刀、剪、对称形钺的兵器和工具；鸣臻遗址以斜肩铜锄为特征。青铜器是东山文化发现得最多的器物，种类丰富，典型器有:蝶翼形铜锄、靴形铜钺、銎口呈长方形或扁六边形正面近梯形的斧、斜胡有内戈、叶面呈不对称菱形的矛、卷格剑、一字格剑、铜提筒、铜盅等。其中东山铜鼓是最具特征性的器物之一。一些墓葬中还出土有汉代的铜镜、蒜头扁壶、圆壶、铜剑、五铢钱以及王莽钱等从中国传来的物品。东山文化红河类型青铜兵器以凹骹类铜矛为主；钺类只限于红河类型的范围，脚掌形斜刃铜钺、马靴形铜钺是红河类型铜钺的特征，马靴形铜钺，只见于红河地区；日字形斧仅在红河类型地区里发现。而马江类型的青铜器几乎能代表整个东山文化的青铜器面貌，有骹铜矛虽然数量不多，却是代表性的器物；不对称形铜钺，有偏刃形或船形，只发现于马江地区；长銎斜刃斧、偏刃形斜刃铜斧、镰刀刃弯月形铜斧也是马江类型的典型器；蝶翼形锄几乎只见于马江类型；无盖缸和小铜盅发现地点最多的也是马江类型；丰富的冥器是这一类型的突出特征。

湄公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地区青铜器器物类型比较简单，主要是有銎钺、矛、鱼钩、镯等少数个人使用的工具或饰物，缺乏兵器。而三角洲地区的青铜器有对称形和不对称形的铜斧、铜钺、铜矛、铜戈等兵器和装饰品，风格近似越南北部。

湄南河流域区域的青铜器主要为青铜手镯等装饰品和有銎小工具，以及碗和雕像等。

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流域区域的青铜器以微型青铜矛、双尖青铜斧、“母神”像、花形镂空棺饰、吉多克为特征，这些器物仅见于这一地区。

（三）玉石器及骨角贝器

红河流域的冯原文化的石器主要是四角石锛和石斧，玉石装饰品是冯原文化最具代表性器物，主要有横截面多样的手镯、环、指环、珠饰、配饰和牙璋等，其中颇具代表性的“T”字形环及牙璋。猪仔丘—光旭遗址群也以四角石斧和有肩石斧为主，装饰品主要为形制较厚重的手镯。有肩石斧是马栋丘—端上遗址群的特点，有肩有段石斧和磨刃石斧仅在马栋丘遗址有所发现；装饰品也以“T”字形、近三角形、“D”字形和等腰梯形为主。椚丘文化的石器总体显得粗壮和宽大；玉石装饰品主要有横截面多样的耳环与玉玦，四凸节玉玦是椚丘文化的特征性器物之一，与冯原文化和桐荳文化出土的有所区别。马江流域的仙足丘遗址石器多是梯形斧和长方形斧，东块遗址主要是四角斧。拜曼—构丘遗址群的四角斧、石凿的横截面均呈长方形；装饰品也以横截面呈“D”字形等的耳环、手镯和串珠饰为主。

湄公河流域中游的玉石器主要是玛瑙、玻璃等手镯和珠饰，如侬娜和班纳底的大理石T形手镯；农差中期的蓝色玻璃珠饰。下游沙萤文化的代表器物是凸节耳环，绝大多数为各种玉石质。这些特色器物在海岛地区亦有发现。东南沿海的石制工具数量巨大，是东南亚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一种长柄、切面近方形的石斧和另一种尖肩的锛是这一区域的特征性器物。石环和横截面多样的石手镯的装饰品非常普遍。

湄南河流域的玉石器以各种手镯以及玻璃、玛瑙、红玉髓珠饰为主，尤其是一种跳跃的狮子红玉髓，以及类似沙萤文化的兽头状玉玦。

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流域最具特色的器物就是大量各种形制、尺寸的玉石质，甚至包括青铜质的璧环以及珠饰。璧环横截面形式多样，既有湄南河的H型，又有呵叻地区的T形；珠饰材料丰富，除了常规形制，还有动物形。

越南北部从椚丘文化时期学会了使用动物的牙齿制造出各种工具和装饰品。  而湄公河流域的呵叻高原地区大多随葬贝盘珠饰、贝壳手镯。湄南河的装饰品以盘形和H形剖面的珠饰、手镯、坠饰为主，有的遗骨头侧的还有狗颅骨。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流域则很少发现骨角贝器。

三  艺术特征

东南亚青铜时代文化中最能反映该时期艺术风貌的代表性器物主要是湄公河流域的陶器中的班清遗址的彩陶，青铜器中铜鼓、铜提筒及“母神像”。

（一）班清遗址的彩陶

班清遗址出土的陶器有数千件陶器。陶色有黑陶、灰陶、米色陶器和粉红色陶器。器形有缸、匙、纺轮。班清彩陶闻名于世，其中以红纹陶最为有名。

班清彩陶最常见的是白底绘红纹的白陶，其制作工艺是用水混合泥浆在陶胎上涂一道，然后再描红纹。纹系手绘，没有使用模具。花纹的线条不重叠，纹与纹之间的空隙宽窄不定。

器表装饰有绳纹、锯齿纹、螺旋纹等纹饰并磨光。泰国学者帕尧·开姆那将班清出土的陶器的纹饰归纳为:单螺纹、双螺纹、类中国式的工字纹、钩形纹、蛋形纹、蛋形纹重叠为锁环、波浪纹。

表  班清陶器纹饰

名称 图示

单螺纹

双螺纹

中国式工字纹

钩形纹

蛋形纹

蛋形重叠为锁环纹

波浪纹

早期纹饰比较抽象，是一些简单的线条；后期才出现与实物相似的图案，如人、兽、植物，越来越复杂，但明显看出是由早期纹饰发展而来。而工字纹实则与中国无关。陶器纹饰的制作，通常采用刮、划、刻、刺、压、滚等方法。刻、划是用刀具在泥胎上制纹，刺、压则用来修饰花纹细部，用绳子滚压常用于花纹不固定的情况，有时在陶胎上加泥成为凸起的纹饰，最常见的是用笔蘸颜料彩绘。上述各种方法常合用在同1件陶器上。

（二）铜鼓

铜鼓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独具特色的一种青铜重器。东南亚的铜鼓分布于越南、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八国。铜鼓有着悠久的历史，自春秋时代产生至今已近三千年。流传至今的铜鼓不仅数量多，且随时代的发展，其器形、纹饰、金属成分亦有所变化，因此可将将其分成不同的类型。国际上通常用“黑格尔四分法”，而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的“八分法”（即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和西盟型）目前已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和应用，全世界所有的铜鼓，均可以归入此8种分类方法中的某种类型。

东南亚地区发现的铜鼓类型相对单一，除少量万家坝型铜鼓外，基本上都是石寨山型和冷水冲型，也就是越南学者东山铜鼓分类中的A、B、C型，即黑格尔I型鼓。而缅甸只发现西盟型铜鼓（即黑格尔III型鼓），不见其他类型鼓。目前为止，东南亚地区共发现古代铜鼓188面，其中11面为万家坝型，即“先黑格尔I型”，其余为“黑格尔I型” 

最能体现东南亚青铜时代艺术的水平的便是铜鼓的装饰。

1、平面纹饰

万家坝型铜鼓作为最原始的铜鼓形制，形态特征为制作粗糙，形制古拙。纹饰方面，鼓面一般有太阳纹，极少数出现晕圈；胸部和足部一般素面无纹；腰部或光素，或有分格，腰下段靠足部处有云雷纹和弦纹。部分鼓的内壁有纹饰，类似纹饰在个别的鼓面上也出现过。鼍纹是万家坝型铜鼓具有遗传因素的纹饰，也是万家坝型铜鼓最主要的纹饰，属象形纹饰。在其直接继承者石寨山型铜鼓上也有发现，但在东山铜鼓中尚未发现。而黑格尔I型之石寨山型和东山A型、B型铜鼓纹饰繁缛，从鼓面至鼓足遍布多种纹饰，是最精美的铜鼓类型。这些铜鼓上的具象纹饰包括自然物体、动物形象、人体动作等现实生活的描绘。具象纹饰是黑格尔I型铜鼓的主体纹饰，也是铜鼓艺术中最直接、最形象的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内容最有价值的部份，又是铜鼓艺术成熟的表现。这些形象均采用浅浮雕，用阴线表现物体的外部轮廓。而所有纹饰均为阳纹。

（1）具象纹饰

太阳纹是所有铜鼓类型都有的纹饰，可以说铜鼓的主要纹饰之一。除了最初的几面万家坝型铜鼓通体素面外，基本所有的铜鼓都饰有太阳纹。太阳纹是最早出现和最基本的纹饰，且始终居于铜鼓鼓面中心。

铜鼓上的鸟纹以翔鹭纹为主。翔鹭纹是铜鼓纹饰中最主要的动物纹饰，是石寨山型和东山A型、B型铜鼓鼓面最重要的主体花纹。在石寨山型和绝大多数东山（A型和B型）铜鼓的鼓面上，几乎都有一道主晕装饰一圈展翅飞翔的鹭鸟。年代较早的写实，较晚的趋于图案化。鼓面上的翔鹭数目不等，最常见的是4只，其次是6只，最多的是老挝的乌汶鼓，有30只。几乎都是偶数，均逆时针方向绕太阳纹飞翔。也有少数是奇数。如果翔鹭的数量较多时，首尾相连，构成一个锁链式的图案花纹，多出现在东山铜鼓上。翔鹭不仅装饰在鼓面上，有时也装饰在鼓身上。

鹿纹也是黑格尔I型石寨山型和东山A型、B型铜鼓上常见的动物纹饰。老挝乌汶鼓，越南玉镂鼓，越南庙门铜鼓等都有鹿纹装饰。

图一  铜鼓上的鹿纹

1.西林280鼓 2.老挝鼓 3.庙门鼓 4.玉镂鼓

在黑格尔I型的石寨山型和东山A型、B型铜鼓上，牛纹也是一种常见的动物写实纹样。铜鼓上的牛纹都是阳纹图案，以封闭式线描为主，牛角正视，牛身侧视，现出4足。轮廓内填饰几何形花纹，也有少数是绘影式阴文图案。此外，在越南北部遗址中出土的兵器、工具、生活用具等文物上大量镂刻或雕塑牛的图案。牛纹在青铜器上的意义，一是为炫耀财富、夸示富豪，二是显示威望与地位。牛与鹿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居民畜牧业的发展。

龟鱼纹通常装饰在石寨山型和东山（A型和B型）铜鼓的鼓胸，点缀在船纹间，表明船在水中的环境。种类有鲨鱼、章鱼、海龟等。

石寨山型和东山（A型和B型）铜鼓上的人物形象均为组合人物纹。主要有羽人、船纹上的人物形象、舂米的人物、剽牛的人物等。

图二  广昌鼓鼓面纹饰

船纹仅见于黑格尔I型铜鼓上，是该型铜鼓的主要纹饰之一。船纹均装饰在铜鼓胸部。船体虽独立，但又首尾相连，围绕鼓身。以船及船上的人为中心，在船头、尾的空隙处会有鱼、鳖、鸟。每面铜鼓上有船纹4或6条。船纹的流行年代始于战国后期，盛于西汉时期，东汉后衍化呈冷水冲型铜鼓上的变形船纹，成为抽象化的图案。根据形制及可能的用途，东南亚地区的石寨山型和东山A型、B型铜鼓上的船纹以渔船和龙船为主。

图三  广昌鼓鼓身纹饰

（2）几何纹饰

铜鼓上的几何纹样，有的充当主体纹饰；有的组成丰富多彩的几何纹带，作为边饰，起陪衬烘托、美化主体的作用；有的遍布铜鼓全身，所有装饰纹样几乎全是几何纹。几何纹样一般采取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左右或上下反复连续，构成条状或大面积块状图案。

云雷纹是最早出现在铜鼓上的几何纹饰。

栉纹是东山A型和B型铜鼓主要标志性纹饰，栉纹是一道道排列整齐的短的直线。有时成为鼓面上最显眼的纹饰。有的鼓面、鼓身重复出现多晕栉纹。

锯齿纹又称“三角锯齿纹”，大量出现在石寨山型铜鼓和早期的东山铜鼓上，其排列组合和出现的场合与栉纹相似。

图五  铜鼓上的锯齿纹

圆圈纹是几何纹样中形制最简单和运用最广泛的一种几何纹饰。万家坝型铜鼓上尚未发现，而石寨山型铜鼓上已较普遍。它与锯齿纹和栉纹一起，是石寨山型和东山A型、B型铜鼓上重要的装饰母体。

2、立体雕像

黑格尔I型铜鼓中仅有石寨山型Ⅳ式的鼓面边沿装饰立体雕像。除老街Ⅱ号鼓饰4只带尾蜥蜴和Ⅳ号鼓饰8只蹲蛙外，其他均为4只蹲蛙。

图六  越南老街I号鼓

铜鼓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是祭祀，用于宗教活动。

人类早期的宗教信仰都是原始宗教，即万物有灵。铜鼓上的装饰大多也都有宗教意识的含义。雕塑中的青蛙、蜥蜴，画像中的翔鹭、鹿、牛等是通灵神物，也是动物崇拜的遗迹；装饰图案中的太阳、云雷、水波等，是自然崇拜的遗迹；画像中的龙舟竞渡、羽人舞蹈都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项目，带有强烈的娱神色彩。

铜鼓上的画像都是在做模时制作的，是采用直接镂或用印板技术压印到鼓坯上留下来的。制鼓工匠利用铜鼓各个部位不同的曲度和有限平面，布局谋篇，安排各种图形，与其他几何纹样有机搭配，使整个画面丰满多姿。

这些画像都是采用浅地浮雕，用阴线表现物体的外部轮廓。从整个画面来看，一般很少精雕细凿，线条却刚劲有力，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生动逼真。这些画像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艺术品，是在高度绘画技巧之上的一种升华。

雕塑是造型艺术之一，是雕、刻、塑三种制作方法的总称。铜鼓本身就是一种奇妙的雕塑艺术品，平面曲腰，中空无底，胸腰之间附耳，整个外形显得对称和谐，起伏有次，富有曲线美和韵律美；铜鼓上的塑像，一般安排在鼓面上，一部份在鼓足或鼓腰上，都是小型圆雕。

应该说，古代铜鼓是青铜时代人类生产技术，尤其是青铜工艺制造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是东南亚青铜时代文化集大成者。

（三）铜提筒

东南亚红河流域和中国南方青铜时代文化遗物中，除铜鼓外，还有一种青铜重器——铜提筒。目前，铜提筒在越南、中国广东、广西和云南都有发现。数量最多的是越南，截止2005年已发现了235件铜提筒。

关于铜提筒的分类，日本学者新田荣治、中国学者胡绍锦和越南学者都进行过分类。综合前辈学者的方法，本文将之分为无盖和有盖两大类型。

铜提筒的装饰与铜鼓的基本相同。主要包括平面刻纹及立体雕塑。

1、平面刻纹

平面刻纹主要是筒身纹饰。主晕为动物纹、羽人纹、船纹等，其余几何形纹饰有栉纹、锯齿纹、圆圈纹、切线圆点纹、切线圆圈纹、同心圆纹、点纹、三角形纹、S形纹、菱形纹等作边饰。这些纹饰基本与铜鼓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红河流域发现的不少铜提筒上，黑格尔I型铜鼓中石寨山型的标志性纹饰——锯齿纹和东山（A型和B型）铜鼓的标志性纹饰——栉纹，往往同时出现，这在铜鼓中是很少见到的，在铜提筒中却不少。

有盖筒虽然数量不多，但体型较大，纹饰也较为丰富、美观、精细，就连当时人们使用的工具和用具也都体现在器表的纹饰上。而器形较小的，大多纹饰简单，多为随葬品。

其中的有盖筒，纹饰均较为丰富、精美。器身均有多组精美的纹饰。如越南的陶盛筒有3组图案，上部为相间排列的栉纹、锯齿纹、切线圆圈纹、菱形纹等几何纹；中部主晕为似乎正在进行竞渡的羽人船纹，天空中有飞鸟，两船间有交媾的鳄鱼，船形及羽人与玉镂Ⅰ号鼓、黄夏鼓、古螺鼓等极其相似，船纹下为切线圆圈纹和乳钉纹；下部纹饰与上部基本相同；合明筒的器身纹饰更为丰富精美，自上而下有4组图案，第一组主晕为19只立鸟；第二组主晕为人物活动场景，有羽人执羽舞蹈及生产活动，其间有孔雀、飞鸟等动物及铜鼓、船形屋等，似乎为鸟图腾的祭祀活动，与玉镂I号鼓、黄夏鼓、古螺I号铜鼓的第一主晕纹基本相同；第三组主晕为羽人船纹，可能亦为祭祀活动，有飞鸟、水鸟及鳄鱼等动物；第四组主晕为16只动物纹，可能是鹿；主晕之间为锯齿纹、栉纹、切线圆圈纹。

黄夏铜鼓胸部羽人船纹                          内住丘筒筒身纹饰

古螺I号铜鼓鼓面纹饰                         合明筒筒身纹饰

越溪筒筒身纹饰              红河流域发现的黑格尔I型铜鼓纹饰

     鼎乡Ⅰ号铜鼓腰部牛纹             清化2002筒腰部牛纹

图七  铜提筒纹饰

2、立体雕塑

东南亚地区铜提筒装饰的立体雕饰目前仅发现在3件在有盖筒的筒盖上，即陶盛Ⅰ号、合明、万胜Ⅰ号。立体雕塑大致相同，陶盛I号筒在第七晕（即主晕）的8只鹭鸟之间每隔2只有一对交媾的男女，两两相对；万胜Ⅰ号筒在第三晕四方有4只四足似乎在捕食的立体动物雕像；合明筒为4只鹈鹕鸟，根据线图观察，可能是在器盖边沿，亦为两两四方相对。

（四）“母神”像

母神像仅发现于缅甸瑟蒙江流域。是一种捶打而成的薄片，大约长60～90厘米、宽15～75厘米。有些可能镀金。人像的乳房和子宫是突出的圆锥形柄并有一条边束缚，臂骨、腿骨和脊梁骨由脊线表现。更复杂的人像有额外的曲线图案连接颈部和躯干。所有的母神像都是无头的，颈部或许可能代表了头部，清晰分明的脊梁骨直达人像的顶部。

图八  瑟蒙江发现的青铜“母神像”

三   结语

总的说来，东南亚青铜时代的艺术是在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在此过程中受到了周边文化，尤其是中国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东南亚青铜时代的艺术，一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与周边尤其是中国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密切联系。

由于目前东南亚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的数量尚不算多，且多数发现及发掘尚未发表相关资料，本文对东南亚青铜时代的艺术的研究也只是管窥之见。尚待更多的发现，有助于对东南亚青铜时代的艺术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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