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美术书法研究院自从成立以来，始终秉持繁荣云南书法文化、提高云南书法创作水平为己任，开展了一系列的书法艺术活动。其中，2013年举办的《昆明·宜宾书法提名展》可谓是“走出去、请进来”艺术交流方针的一次成功实践。

一、两地书展之缘起

《昆明·宜宾书法提名展》是云南书坛与其他地域书坛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进行学术对接，专业交流的一个契机，是云南书坛“走出”地域视角、突围本土书坛的一次尝试。同时，这次展览也是对云南书法创作水平的一次检验，参展作品均代表了书家当下的创作状态和创作水平。展览选取了陈鸿翎、成联方、胡若一、李小刚、李轶、潘应照、苏太昆、王远康、叶城铭、资长寿等10位书家，这几位艺术家均入展全国书法大展，平均年龄50岁，是云南书坛中的中坚力量，甚至有些可称之为书坛领军人物。这次展览成功的把云南当代书法的创作力量和水平呈现出来，是一次成功的两地书展，代表了云南书坛发展的实力、勇气和决心。

昆明、宜宾两地书家群体进行了经验交流，云南书法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展示了云南书法创作的可喜成就，同时也展出了云南书法创作的诸多问题，其中书体单一是制约云南书法创作水平的重要因素，这制约着云南书法创作往更强、更广的平台发展。

二、何以求变——论云南书坛的单一性

这次展览的云南书家精选49件作品参展，其中行草类作品30幅（行草11幅、行书8幅、草书6幅、章草3幅、行楷2幅），隶书8幅、楷书5幅、篆刻5幅、篆书1幅。行草作品所占比重非常大，楷隶次之，篆书篆刻最少。

书体分布失衡这一现象不仅在云南书坛有所体现，全国书法发展现状也难逃此弊。上世纪80年代书法复兴以来，习书者崇尚个性表现、张扬节奏的时代精神，多取法帖学，在对书体的选择上，具有相对沉静含蓄美学特征的篆书、楷书、隶书似乎不能充分的表达这一时代心理，肆意纵横的行草艺术对于个人性情的发挥无疑是最直接和深刻的，这肆意的性情在草书中得以宣泄，正如言恭达先生所言：当今书坛正步入一个“尚情”时代。展览效应又是一个促成行草称霸的直接原由，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思想变化浮动较大，浮躁之气横行，习书者为尽快成名，对于书法的学习和创作也变得异常功利化，希望尽快走进市场，打出名气，在各项国展中获奖或入展成为获取名利和标榜成绩的敲门砖。国展中，偌大的展厅，能吸引眼球的往往是那些跳跃激荡的作品，具有这样审美特征的行草书自然成为历届书法展览的主流书体和书家创作的首选书体。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云南书家难避其染指，又加之缺乏书坛领袖，忽视本土资源，书法创作实力不甚强壮，而往往多跟风效仿，又难取其精，云南书坛实力迟迟得不到较大幅度的提高。

虽然书坛和国展现状整体气氛如此，行草书创作作为一种捷径已深入人心，但是行草书创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充分挖掘帖学精髓，又在碑帖融合的路子上广泛尝试，行草书创作在技法上已到达一定的高度，如何再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难题，具有广泛基础的以“二王”行草为主导的流行书风甚至被一些有识之士直接训斥为“伪二王”或“展览体”，行草书作品反映出来的审美精神日趋单薄。相对于行草书创作，一直被忽视的楷书、篆书、隶书在国展中的发展空间和重视程度会更大。如九届国展中李国胜先生的颜体楷书获得一等奖，引起了整个书坛和书法媒体的热议，大家褒贬不一，质疑不断，其关注度一直很高，这便从某种程度上发出一种信号，李国胜的成功必会引起当代楷书的创作兴趣，至少是一种创作意识。潮流趋势似乎几十年便要经历一次更替，书法的潮流发展亦不外乎。

云南的行草书创作相对于其他书体创作有一定的优势，若把视野抬高，放在全国书坛的阵地上比拼则弱势立显，实力难与江浙、河南、山东等省份抗衡。行草书创作需要提高，而其他书体技法基础的建构和创作水平的研究不能仅作为书家业余间的随性为之。篆书、隶书、楷书各书体的发展，在当代均有其实践创作意义，需要书家五体皆备来推动云南书坛的全面繁荣。书法创作需要各书体的圆融通会来推陈出新，书家在各书体间相互借鉴，书法创作的路子势必越走越宽。所以笔者建议，云南的书法创作多注重各种书体的全面发展，改变行草独尊的状态，培养篆隶楷书家，审时度势，不盲目跟随当下书法潮流，对国展的发展状况进行合理预测并打好坚实的基础，一定能有所突破。

三、何以笃定——秉持地域文化视角下书体多样性的创作实施思路

重视本土书法资源，蒙养文化精神已成为云南当代书家的共识，发展地域书风的思路被认同。书法界的有识之士越来越意识到以本土文化资源为根基，发展书法实践和书法理论研究，形成独具“滇味”的书法地域风格的重要性。云南地处边疆，远离汉文化中心，民族分布众多，文化多元，战天斗地自给自足，故文化朴茂敦厚又不失多变雄强。自古书品随人品彰显，然在当代，书品何以不能彰显人品呢？何不以本土文化精神注入地域书风，以书风宣扬地域文化呢？至于如何把本土资源和本土文化审美运用到书法创作中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拟从此为出发点，为云南书坛提供一些思路，此仅为个人想法，如有不正之处，敬请指正批评。

1、颜体书风的回归——楷书的参照

云南书坛与颜体书风有很深的渊源，清代云南书坛祭酒钱沣独尊颜体，旁涉褚氏，得颜书“神密”之气。虽对颜体书风的再创造贡献不大，但因其位高权重，为人刚正且作为书坛领袖，致使云南有着广泛的颜体基础，可以说，自钱南园之后，颜体书风思潮在云南不绝如缕，直到现在，60岁以上的云南书家多有学习颜体者。但是，随着全国展览风向的影响，如今云南中青年书家中很少有人研习颜体了，多走“时髦”的二王行草。马宗霍在 《书林藻鉴》 提及：

    惟唐初既胎晋为息，终属寄人篱下，未能自立，逮颜鲁公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与少陵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之衰者，于是始卓然成为唐代之书。

其所说“寄人篱下”，实指初唐四家的书法仍以王书为根基。初唐楷书结字以斜画紧结为主体，欧阳询父子脱胎于北魏，峻严方饬；虞世南、殷令名则平政和美，与隋代智永、丁道护一脉相承，出自二王。颜真卿楷书结法出自家学，其平画宽结于晋代已露端倪。颜体一改初唐瘦劲书风，与王书遒美风格并立，多用中锋区别于初唐侧锋取妍、中侧锋并用的魏晋笔法，用笔圆劲，往雄浑宽博一路发展，别有一番浑厚意趣，堪称“生新法于古意之外”，可谓是对王书的改革和冲击。

颜体呈现一种庄严雄伟、气宇轩昂的气度。楷书常用中锋用笔，使转浑厚，笔力充沛而厚润；结构上方正茂密，方中呈圆，带有雄强宏大的气势；章法上平正端庄，疏朗有致。所产生的“雄”、“厚”的美学特征亦可攻时下王书“弱”、“薄”的流弊。另外，行草书的发展皆以楷隶为本进行变化，其根基带有雄强遒劲之力，而当代行草书家往往忽视楷书的重要意义，致使行草雄劲凋敝，若追本溯源，重视浑厚雄健之风不至沦落。颜体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历代学者习之不绝，然而到近现代，往往把颜体作为启发童蒙之用，很少有书家专精于此，更有书家对颜体“易入难出”--无法从楷书相对程式化的结构用笔自然过渡到自由率性的行草笔意。唐楷崇尚“法”度，习书者也往往追求字形结构的极端相似而容易致使书貌流俗，在临书时由颜书笔意参照魏碑，多能补其生气。

2、简牍新风——丰富云南书坛的又一途经

简帛书的大量出土对隶书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自1899年至今以来，发现了二十余万枚简帛书，这些简帛书的相继出现为当代书法提供了丰富的新养料。简帛书以墨迹的形式展现了古人用笔结字，用墨布置的状态，大量的资料又表明了篆书隶变、楷书行草化的产生过程。如敦煌简牍有篆书、分书、篆分结合、分楷结合、隶书、草书等六类不同的字体，敦煌简牍中不仅具有明显的隶化和楷化的痕迹，也存在明显的草化痕迹，而且各书体的演变并非直线前进，而是在相互交织中得以发展，这一时期，基本上完善了后世的各种字体。康有为也曾说：

     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

如帛书中用笔或方圆、或顺逆、或侧中、或藏露、或提按、或拓收、或纵敛；结字时或横扁、或纵行、或大或小；章法布置或疏、或密、或段落空白等都有着丰富的变化；一如晚明王铎大胆的浓、枯、淡、润、涨的丰富墨色运用，其实早在秦汉简帛中就大量存在了。这些变化丰富极具表现力的墨迹作品至今还能让人清晰的感触到古人书写时的情绪和精神。

自简帛书出土以来，70、80年代相继出现了一批隶书家，如直接取法继承某种简帛牍形式的徐雄志、鲍贤伦；融合两类以上简帛书的张继、毛峰等；又如结合简帛书与汉碑或八分的王祥之、邹德忠等，他们大多采用对联等字数相对较少的书法形式把简帛书字体放大。而对简帛书的利用还并不充分，如上面提及的第一种方式，在当下完全可以直接继承与云南文化相和的简帛书法形式，如《居延汉简》等，形成纯简牍风格，使简牍不仅只作为取法的来源或碑版的点缀。

3、篆书乃书法之基础——已被云南书家普遍忽视

当代篆书除了应用于篆刻之外，已成为一种纯艺术化的书法形式。以“二李”为主脉的篆书艺术形式影响了秦汉至清末、民国两千多年，始终坚持“无往不复、无垂不收”的用笔方式和强调中锋圆笔、藏头护尾、线条圆劲饱满的风格特点。清代金石学大兴，当时搜集到的篆书范本也很有限。近代，由于考古学的诸多新发现，甲骨残片、青铜器铭文、竹木简牍等资料的大量出土极大地丰富了篆书的形式风格。

当代对篆书创作的笔法技巧可谓异常丰富，如注重线条的笔墨效果，即注重墨色变化，追求墨色层次；再如走书体融合方法，把甲骨、金文甚至篆隶过渡期的简帛书相互杂糅；又如在笔法上巧妙运用露锋、侧锋，在书写速度上注重快慢交替、滞笔、抢笔等方法的运用，打破了传统篆书结体均匀而出现了率意书写。在章法和装裱形式上不断翻新，拼贴、剪裁、组合等展览体模式频繁采用。这些方法的运用看似使篆书的创作空前繁荣，然实际含金量却不高。

由于篆书艺术的非实用性，入展成为篆书创作的主要目的，带有功利化的书法创作导致了篆书的发展深度不够，书写内容平庸，字形直接采用“拿来主义”，而篆书比其他任何书体对书家的文字学功底和古文基础的要求都高，当下能认真钻研和考究文字的书家已不多，篆书的研究和实践在当代非常薄弱，近人对新材料的实践还没完全领会和吃透，便开始走创作路线，这无疑是不能长远的。笔者认为篆书的创作不似行草书发达，对篆书创作领域还在摸索阶段，对这一门书体的全面认识并不健全，急于走融合创作之路缺乏根基，大量考古新材料的出现，需要深挖的东西很多，不如放慢节奏，专功一器一鼎，不急求变，甚至将其风格照搬再度呈现在当代也极具力度和价值。

四、结余

    以上即为笔者拜观《昆明·宜宾书法提名展》后的感想及所思，云南书法现状在全国角逐的平台上虽然处于劣势，但云南书界领导和书家均努力为提高云南当代书法创作水平而旁征博引、集思广益。如繁荣云南书法创作研讨会的开展、“昆明·宜宾书法提名展”的举办、“普洱创作基地”、“爨乡创作基地”等活动和组织的相继开展和成立都表明了云南书坛越来越活跃的脚步，领导及书家变革和提高云南书坛地位的决心和行动着实令人感动和沸腾，笔者也为之振奋，期许为云南书法的发展尽绵薄之力。